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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的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的当现代战略。”

6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谈笑风生，漫谈我军历史，其中一些话很有分量。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接着他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我看总是有一点吧，多少有一点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的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而且列举历史事例，进一步扩大了斗争的范围。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23日的谈话还没有涉及具体人，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29日的讲话则是针对刘伯承、萧克讲的，并对二人作了不同的评价。对刘帅，毛指出他“两头差些，中间好”。这是有深刻含义的。19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的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的当现代战略。”当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未成熟，毛尚未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和权威。刘伯承认为红军的战术应该正规化，反对游击习气，是在党内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此，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有什么军事学？不过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答复中央苏区那时候的争论的。（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注）因为怄了一肚子气，人没有气是写不出文章来的。”而“中间”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对萧克，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抓住一些历史时期的恩怨，将萧克定性为“投机”。
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谈道：“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林彪插话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这些话很合毛的心意，毛称赞说：“这样好！”
29日的座谈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核心内容。由对事不对人到既对事，也对人。在树立领袖权威方面，彭德怀远不如林彪能体察毛泽东的内心。
以后的大会变成了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会。有了毛的定调，刘伯承作了检讨之后，得到与会者的谅解。但是对萧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斗争范围越来越大，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萧克回忆：“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力。”
过火的批判，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扩大化，由部分单位波及全军。一些历史问题和恩怨也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特别是总参谋长粟裕，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批判。批判粟裕的发言者说他有“野心”、“重名利”，把一些工作中的分歧上纲。本来这些问题与教条主义没什么关系，却成了会议批判的重点之一。结果，刘伯承被免去了领导职务，粟裕、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蔡铁根则被撤职、开除党籍，“文革”中作为“反革命”惨遭杀害。以后30年间，军队强调突出政治，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无法正常开展。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全军上下才意识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我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要弥补过去的损失，赶上国防现代化的步伐，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