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郭常让因抢救无效，溘然病逝。身在北京的江泽民同志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郭常让的夫人舒瑞蓉表示慰问。当年他们在交大求学时的班长王慧炯（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那天正好在向江泽民同志汇报工作，他后来回忆说“那是很动情的”。
本文摘自：《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编著，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常让是上海交大1947届电机系小班班长，是江泽民同志的同学。他为人热情公正，甘于奉献，在同学中威望很高。20世纪80年代，他因患肺癌需长期治疗和休养，才辞去471厂总工程师的职务。郭常让是个闲不住的人，养病期间他经常回忆过去，勾起了对老同学们的无限思念。1947年毕业后，他在上海电话公司工作时，曾利用业余时间编辑了《交通大学民卅六级电机系同学录》，当时还请钟兆琳老师题写同学录的册名，并请毛启爽老师帮助印刷。可是，历次政治运动弄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同学们不敢随意通信和交往。改革开放以后，同学们可以无拘无束地通信、交往了，却已是沧海桑田，很多人杳如黄鹤，锦书不知如何投寄。于是，郭常让开始筹划编辑新的同学录和班级通讯。在他的牵头努力下，一份份几经修正的通讯录和汇集了大量同学信息的班级通讯飞到了同学们的手中。江泽民同志收到这些饱含同窗情谊的册页后，非常感动，赞扬郭常让不愧为无私奉献的老班长，将之细心珍藏起来，时时检阅，好像又能时时和老同学见面了。
当年1947届电机系的同学和师长们毕业时曾拍过一张毕业照，所有同学都视之如珍宝。后来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的反复折腾后，大部分同学珍爱的这张毕业照都被红卫兵抄走或遗失了。只有细心的郭常让把被造反派抄家时撕碎的毕业照片小心翼翼地收集、珍藏起来。他一直想好好修复，却苦于无法实现。得知同班的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做市长后，他觉得此事有希望了，因为他深知江泽民同志的为人和热心。1986年，当回母校参加校庆见到江泽民同志时，郭常让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结果，不出所料，江泽民同志欣然接受了修复残照的“任务”，还感谢郭常让为大家做了件好事。随后，江泽民同志设法找到有经验的技师，对破碎的照片进行了拼接、翻拍，使照片的原貌基本上得到恢复，放大后又进行了复制，分寄给班上同学。当再次拿到这张失而复得的毕业照时，同学们的心情都无比激动，因为这张照片不但留驻了青春的记忆，更承载着深厚的情谊。
1989年，郭常让计划于10月下旬赴京旅游访友，事前致函江泽民同志，提及希望能见一面。结果因故一直延迟至10月31日才抵京。到了北京，郭常让才知道江泽民同志的秘书已经打过两次电话到老同学张安铭家里，询问他到了没有。张家的子女们调皮地说，郭叔叔成了大人物了，人还未到，总书记已经两次来电询问了！那时正值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想到江泽民同志一定很忙，郭常让便没有打扰他，只是暗自遗憾错过了一次与老同学见面的机会。没想到，返回武汉后，郭常让却接到江泽民同志秘书的电话，说总书记很遗憾两次去电话都没有找到他……放下电话，郭常让不由得在心里默默地念叨：老同学啊，真是与我心有所契呐！
为了弥补那次遗憾，当郭常让把同学录第七稿寄给江泽民同志时，又提出了希望和他会面的要求。江泽民同志立即应允，并约定了见面日期。因为是去见老同学，郭常让赴约那天特意穿了便服，更没有打领带。走入中南海的边门，郭常让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以为安全检查一定很严，担心随身携带的照相机会被暂时扣留。不料，不但没有见到森严壁垒，而且遇到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和蔼可亲，这一切驱散了郭常让仅有的一丝紧张。郭常让夫妇被引入会客室坐下。趁着等待的间隙，郭常让环顾了一下四周环境。这间会客室面积大约30平方米，放了一圈木制扶手的旧式小沙发，估计是50年代的产品。室内没有一件新家具，更不用说新式摆设了，仅在墙上挂了一幅画着红梅的国画用作装饰。朴素简洁中透出丝丝温馨，使人自然放松。如此简单的陈设实在出乎郭常让的意料。正当他在心里惊讶不已之时，江泽民同志已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并老远就伸出手来，边走边招呼说，老郭，还是老样子嘛，没变，没变。爽朗的声音里透着明显的兴奋，也使气氛立时活跃起来。江泽民同志这天也是一身便装，未系领带，显得轻松随意。见到期待已久的老同学，郭常让赶忙迎上去，紧紧地握住江泽民同志的手，说道：“你可是比以前壮实多了。”的确，比起当年读书时候的“江博士”，江泽民同志的身材着实壮了不少。
夕阳斜挂在树梢，傍晚的中南海显得分外宁静。郭常让取出相机，提议去庭院里拍照，江泽民同志请秘书帮忙为他们摄下珍贵的镜头。
晚餐时间到了，江泽民同志请老同学共进晚餐。进餐采用分餐制，各人一份。虽没有山珍海味，但十分精致，色香味俱全，数量也恰到好处。在饭桌上，郭常让首先转达了同学们对江泽民同志的问候，特别希望老同学保重身体。江泽民同志十分感谢大家的关心，告诉老同学自己常常游泳健身，健康状况很好。接着，他细细询问了很多同学的情况，十分坦诚地对郭常让说，北京同学多次聚会，自己也很想去参加，但是有时身不由己，一出去，涉及面太广，很多方面要动起来，所以只好不去，请同学们见谅。他还表示，欢迎老同学们在大家都方便的时候来家中小聚。席间，提到老同学王慧炯，江泽民同志说，老王的头发在校时就梳得一丝不乱，现在仍然梳得一丝不乱，完全没有变。说得大家都笑出了声。江泽民同志的超强记忆力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往事的很多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谈到左湖同学，他马上想起了曾在一机部工作上与左湖的夫人寿绥和有过一段合作。江泽民同志兴致勃勃地回忆说，绥和留学过捷克，通捷克语，难能可贵的是她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与领导意见不一致时，仍会大胆地陈述自己的见解，辩个是非明白。所以大家对她十分赞赏，亲切地称她为“大寿”。江泽民同志还谈到学习问题。他说，工作和形势要求他学习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所以他经常搜集研读各种资料，一些老同学、老朋友也会常提供资料给他。郭常让对江泽民同志的这种勤奋好学精神深感钦佩。记得在江泽民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时，母校学生曾请他谈谈怎样从一个电机系的大学生成为市长的，他的回答是：干什么，学什么；干一行，爱一行。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这正是江泽民同志的一贯作风。相聚的时光总是过于短暂，转眼已过了两个多小时，当秘书拿来文件请江泽民总书记签字时，郭常让夫妇便起身告辞了。
晚年的郭常让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还写了题为《关于加强老设备技术改造的建议》一文，送到国家计委，以此参加“十五”计划献计献策的征文活动，并在2000年12月29日随信寄给了江泽民同志。没想到，4天后，他就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回电。郭常让在2001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最为值得高兴的事是1月2日晚上约10点20分，我看完电视，听到电话铃响，去接，竟然是江泽民，他已经接到我在年前给他的信，这个反应真快……他对我谈了我写的‘关于十五计划建议’的建议，据他所知，计委也讨论过多次，要安排，并且他告诉我要把我的信转到计委去。又说我们的金婚纪念照，他认为很好。我又让瑞蓉（注：郭常让之妻）来说了几句，分享这个快乐。”两个月后，国家计委来信说，若无意见，将把他的建议收入“汇编”。郭常让非常高兴，即刻写了回执寄过去。未料这成了他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之后，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不得不住进医院。最后几天，躺在病床上的他有时会从昏睡中忽然睁开眼睛问：“谁来了？”家属们知道他是想念江泽民总书记和他的老同学啊！于是，他们打电话给江泽民总书记办公室通报病情，还给其他一些老同学打了电话。省里很快派人前来慰问，并召集各方力量讨论抢救方案，医院也采取一切措施全力挽救，但终因沉疴难医，无力回天。2001年3月18日，郭常让因抢救无效，溘然病逝。身在北京的江泽民同志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郭常让的夫人舒瑞蓉表示慰问。当年他们在交大求学时的班长王慧炯（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那天正好在向江泽民同志汇报工作，他后来回忆说“那是很动情的”。之后，江泽民同志又发去唁电，并送了花圈，对老友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在郭常让晚年的生命中，与江泽民同志等老同学的亲密交往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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